本書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 當統獨問題紛擾未息，當民族意識在人群中甦醒，民族認同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的新議題，身為「中華民族」的我們，是否曾想過，何以我們稱為「中國人」？華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來？ 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本書即嘗試解答此一問題。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溯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本書說明，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非華夏。 以中國人為例，作者藉著歷史、考古與人類學資料，探討與人類族群認同相關的資源競爭與分配...(展开全部)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分別採取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的取徑，探討歷史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久遠的歷史與晚近的歷史、遠方的歷史與近身的歷史，如何編織個人和群體的認識與認同。讓我們設想，唐代有位姓崔的士大夫，他在朝廷上遠舉堯舜治世的典範、近舉經驗見聞的前例進言立論；在同儕間，他誇耀家族、郡望與姓氏的輝煌歷史，對故鄉的史跡也瞭若指掌；當他出任地方官員，標舉漢代循吏為施政模範；當他出使江南，則拜訪各地的名勝古蹟：登臨賦詩、追憶六朝文人。本書從上述不同面相揭露唐代士人歷史記憶的面貌，最後提出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問題：傳統士大夫如何克服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錯位？古典文化的傳承是維繫認同的紐帶嗎？中國是一個文化想像的共同體嗎？文化認同是由政治權力建構而成？抑或文化有其自主的運作，進而導引政治的動向？

現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書是作者近年發表的戲曲學術論文的選集，主要從女性聲音與歷史記憶的角度，分析闡釋明清戲曲之內涵及其社會與文化意義。「女性編」的五篇論文，有四篇繼續作者先前出版的《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主題，進一步挖掘明清女曲家馬湘蘭、梁孟昭、程瓊、王筠如何利用書寫或批注「曲」這種邊緣、小道、不為人重的文類，自我發聲。同時也以湯顯祖《紫簫記》裡的杜秋娘為例，關注晚明文人如何書寫女性聲音及其中隱含的「自我反顧性」，亦即藉女性角色聲口表達對現實人生與情欲不自主處境的思考。 「歷史編」的七篇論文，探討的除了性別還有歷史劇的藝術與政治性議題。首二篇涉及明亡的歷史如何在清代戲曲的文本與演出中再現。另有三篇論文分別以真實女性婁妃、王翠翹、吳宗愛生平事蹟的重寫，來探索清代戲曲中值得重視的「歷史記憶與女性角色」的議題。其次還有一篇，主題關涉清代戲曲中「異族角色與華夷關係」的喜劇性...(展开全部)

為讓國內外各界人士快速且深入地了解抗戰的歷史意義以及學界的研究重點和最新觀點，本書特別從國際角度，挑選「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中的代表作品，結集成冊，編輯出版。本書概分「政治、軍事、外交研究篇」和「社會、文化、區域研究篇」兩大部分，收入十七篇中、英文論文。 本書採取新的視角，尤其從國際角度與人的角度來看抗戰，不僅討論抗戰對國內和戰時的影響，也重視抗戰對戰後及國際的影響，包含的範疇超越了軍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論述模式，而擴及社會、文化等層面。

本書收錄陳建忠教授近十年關於歷史書寫的思考，並從「傳統歷史小說」、「反共歷史小說」、「後殖民歷史小說」（大河小說），以及「新歷史小說」四大範疇，探討歷史書寫的內涵與轉變。從中比較臺灣、中國的歷史書寫特色，提供臺灣文學研究的嶄新視角。

從1895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臺灣一般習慣上也稱為「日本時代」。「日本時代」是一個歷史記憶的方法或過程，而非只是一個過去的「歷史階段」。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不僅存在於高階知識系譜的建構，同時也存在於一般大眾生活的日常活動場所及各種文化領域中。 本書共分三部，著重被殖民經驗過後，也就是二戰後臺灣社會在不同時期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等狀況變化時，對於過往日本帝國殖民時期知識與社會文化的重新理解。整體討論範圍涵蓋不同面向，包括從學術論述到民間議論的形構、從傳統的戲劇類型到大眾庶民的文化傳播、從個人的回憶到具有集體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從律法的建構到檔案的製作管理等，恰恰體現歷史記憶運作的豐富面向與無所不在。

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氐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本書首先呈現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歷史過程涉及華夏以「羌」為其西方族群邊緣的宏觀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許多邊緣人群爭論、建構與遺忘「歷史」並改變其歷史心性之微觀過程。此文化過程涉及─民族走廊上諸人群在中國、吐蕃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之多重政治文化影響下，透過各種文化表徵相互歧視、誇耀與模仿而成為華夏、吐蕃、以色列人後裔，以及「有共同語言文化的羌族」之過程。藉此，本書對羌族以及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漢承秦制，故西漢初年傳統史學幾近中絕，後至武帝又不改秦道，儒術淪為緣飾之工具。太史公作《史記》，上續古史之傳統，下繼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其特徵便是書寫當代史以論治，故被漢廷視為「微文譏刺，貶損當世」，形成對當代政治的挑戰。 隨著《史記》散播日廣，對漢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官方開始採取了種種防制措施，如成帝時刪削《史記》十篇即是。其後歷經兩漢之際共四個階段，至東漢初，朝廷先設前所未見之「私改作國史」一罪，嚴禁私人修史，將史權收歸官方。而後再命人撰述一部「頌漢功德」之史書，以求取代《史記》之影響，這就是班固的《漢書》。 班固為「尊顯漢室」，割離古今而作《漢書》。不僅扭轉《史記》本旨，更使《春秋》、《史記》以來當代史之傳統中絕，中國史學走上了述古不論今的道路，成為殘缺之史學。後史代代法之，遂使當代史不復重現。《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之大義，...(展开全部)

2016年DDP完全執政以來，一連串重要的立法（促轉條例、黨產條例、政治檔案條例等）、司法解釋裁判以及行政作為，將轉型正義推進到新的階段。然而在後促轉會時代，轉型正義發展似乎陷入遲滯以及極大的不確定。單純地將此困局歸因於執政者缺乏政治意志或民眾缺乏覺醒，恐怕低估了轉型正義在台灣發展的真正挑戰。 本書集跨領域學者之力，引入廣泛的理論資源，對此進行診斷。作者群主張，台灣轉型正義的發展與台灣集體歷史記憶的形塑，二者相互牽連，牽涉到複雜且尚未被有效議題化的理論與實踐課題。廣泛、深入且開放的社會對話，是突破困局的唯一道路。本書對此困局提出初步診斷，並且指出有待討論的理論議題，期能促進社會對話，朝向真正的社會和解邁進。